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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转一下。
再向前，我们闻到了炊烟的气息，沿岸开阔处有几个草顶茅屋。岸上那些面目狰狞的人死盯着我们。他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所有缺陷的混合体。他们的几艘大独木舟都停在岸上。
吃饭时，我们接替两位朋友操舵，他们在一个用湿泥控制火势的火堆上烤着干鱼和面包果。我们在木筏上的食物还有烤仔鸡，鸡蛋和热带水果。圆木排就这样载着我们飞速穿越森林奔向海洋。我们的四周浪涛滚滚，水花飞溅，可我们待在木筏上却能安然无恙。雨越下越大，水流越来越快。
当夜幕悄悄降临时，两岸乐队齐鸣，震耳欲聋。蟾蜍、青蛙、蟋蟀和蚊虫，呱呱、唧唧、嗡嗡地一齐没完没了地唱。偶尔还会有一只野猫的凄厉惨叫响彻夜空，不久又是被林中夜行猛兽惊起的鸟的尖叫。只有一两次，我们在夜航时，看到了当地人茅屋里透出的火光，以及喧闹声和狗叫声。绝大多数时间夜空下只有我们和森林交响乐队，我们一直坐到困顿和夜雨降临，才会回到叶子搭的舱内，把手枪套的扣子打开，然后沉沉入梦。
越往下流漂，茅屋和当地人开垦的田地便越密集，不久两岸村庄延绵不断呈现在面前。这里的交通工具是，用长竹篙撑的空心独木舟，偶尔也能看到一支小小的轻木筏载满香蕉驶向市场。
帕伦克河和瓜亚斯河交汇以后，水骤然深了许多。明轮汽船频频来往于文西斯与临海的瓜亚基尔之间，为了节省时间，我和赫尔曼登上了船，弄到两个吊铺，乘汽船穿过人烟稠密的平原驶向海岸。我们的棕色友人乘木筏从后面赶来。
在瓜亚基尔我和赫尔曼分了手。他将在瓜亚斯河口等木筏到来时截住轻木。然后再用海轮把轻木运往秘鲁，木筏将在秘鲁由他指挥建造，要造得和古印第安人的木筏一模一样。而我则坐上飞机往南飞向秘鲁首都利马，为建造木筏找寻一处适当的场所。
会见秘鲁总统
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升起。一边是秘鲁的荒山，另一边则是波光粼粼的大海，这就是我们要乘木筏横渡的大海。从飞机上俯视，茫茫大海向西延伸，直至海天一色。有个念头一直盘旋在脑际：即便我们到达远处的地平线，在那边还有无数个这样的海面，一个接一个沿地球曲面的五分之一直铺过去，然后才是波利尼西亚。我想象几周以后我们坐在小黑点般的木筏上漂泊于湛蓝的大海上的景象，可我立刻止住思绪不再深想！这感觉就像坐在飞机上预备跳伞一样。
到达利马后．我乘坐有轨电车到卡亚俄港寻找能造木筏的地方。港口处处都有船只、起重机和货栈，除此之外就是海关关卡，港务局办事处等。再往下走，海滩上挤满了洗海水浴的人，只要我们一离开，这些人定会把木筏和设备拆得残缺不全的。卡亚俄是这个有七百万白色和棕色(1)人种的国家最重要的港口。我们这些木筏建造者认为，秘鲁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比厄瓜多尔大。我看到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到把军港围起来的混凝土大院里面去，大铁门有卫兵守卫。这些门卫以威胁和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和其他未经允许在墙边闲逛的人。
我在华盛顿曾见过秘鲁海军参赞，他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我。次日我怀揣此信求见海军部长曼鲁艾尔?尼艾托。当天上午他在海军部金碧辉煌的帝国会客厅接见了我。部长大人全副武装步入会客厅，这是一位有着拿破仑般冷峻面容，身材矮小肩膀宽阔的军人，说话简洁明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我照直说了。我请他允许我们在海军造船厂内建造木筏。
“年轻人”，部长说道，并不安地敲着桌子，“你这次走错门了。虽然我很愿意帮你，但我必须要有外交部下达的命令才行。我不能让外国人在我们的海军辖区，顺理成章地使用我的造船厂。你去外交部递交书面申请吧，祝你好运。”
可我只要一想到这中间诸多的繁文缛节就胆战心惊。康铁基生活的原始时代多幸福，那时候根本没有申请这个说法。
由于挪威在秘鲁没有大使，估计要亲自晋见外交部长很困难。我国领事巴尔将军虽愿鼎力相助，但他充其量只能带我去见外交部参事而已。如今柯亨博士给秘鲁总统的信可能派上用场了。我通过他的副官要求会见秘鲁总统唐?若瑟?布斯塔曼台?依?里维洛阁下。一两天后我得到通知，要我在十二点到达总统官邸。
利马是一座现代化都市，总共有五十万人口，位于荒山脚下的一片绿色沃土之上。由于全市遍布花园和庄园，利马无疑是世界上建筑最美的首都之一。利马的外观多山，有点像加利福尼亚或里维埃拉，其中又夹杂着古老的西班牙建筑。总统官邸位于市中心，由身着鲜亮制服全副武装的卫兵把守着。在秘鲁，身披闪闪发光的子弹带的卫兵陪我上楼，走到长廊尽头。三位文职人员登记了我的姓名。有人领着我穿过一道巨大的橡木门进了一间摆放着长桌子和几排椅子的房间。一位身穿白制服的人接待我们，让我坐下后就出去了。不久，一扇更为巨大的门敞开了，我被带进一间更为富丽堂皇的房间，一位制服笔挺相貌堂堂的人向我走来。
“总统来了。”我边想边站起来，可这还不是总统。这位身穿金边制服的人把我让到一把老式直背椅子上就走开了。我在椅边坐了不足一分钟，另一房门开了，一个仆人躬身让我走进一间陈设着镀金家具，装饰豪华，更为金碧辉煌的大厅。领我进门的人像来时一样倏忽消失了，只留下我一人独坐在一把老式沙发上，面对敞开房门的长廊。在这深宫宅院里，几间房子以外有人谨小慎微的咳嗽声都听得一清二楚。随着一阵稳健的脚步声，我连忙起立，试探着向一位身穿制服有着雍容仪表的人物致以问候。然而这一位也不是总统。我对他的话一知半解，我猜他说的是：总统向我致意，部长会议一结束，他就有空接见我。
十分钟后稳重的脚步声又起。这次进来的是一位披金饰带，肩佩金章的人。我迅速站起身一躬到地。这人加倍还礼，然后把我独自留在一间只有一把皮椅和沙发的斗室。一个全身白衣的人走了进来，我无奈地等待着他再度把我带到某个地方。可他哪儿也没带我去，只是和蔼地和我打招呼，立在原地不动。原来这是布斯塔曼台?依?里维洛总统。
总统的英语比我的西班牙语要好一点，我们相互致意后，他打手势请我落座，此时我们之间能够沟通的词汇已经用完了。手势和示意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但要弄到在秘鲁军港建木筏的许可却差之千里。我唯一清楚的是，总统完全搞不懂我在说什么，对于这一点他比我更明白，不一会他出去找来了空军部长。空军部长里维利多元帅是一位身穿军装体力充沛的运动健将。他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
我为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误会表示歉意，并告诉他我要求准许进入的不是机场而是军港，元帅笑着说他只是充当翻译的。他把我的想法逐一翻译给总统听，总统听得非常认真并通过里维多利将军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他最后说：“假如太平洋群岛真是由秘鲁这边去人发现的，秘鲁对这次探险表示极大兴趣。如有需要帮忙的，请直言相告。”
我要求得到一块在海军辖区的围墙内建造木筏的场地，并能使用海军工厂，要求有一个存放设备的地方和把设备运到该国的各种便利条件，还要求使用干船坞和海军协助我们工作，以及我们出发时有一艘船把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什么？”总统急切地问，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意思。
“没什么。”里维利多看着我，眼光一闪。总统放下了心，点头表示赞成。
结束会见之前，里维利多允诺说，总统会亲自下命令给外交部，授权马利内?尼艾托外长放手提供我们所需一切。
“祝你们事事顺利！”将军大笑起来，同时连连摇头。副官进来陪我们出去，一位礼宾人员在外面恭候。
最后一位队员的出现
利马当天的报上就公布了挪威探险队将乘木筏从秘鲁出发的消息，同一天还刊登了瑞典芬兰探险队已结束在亚马孙森林印第安人中间的研究工作。考察队的两名瑞典队员乘独木舟来到秘鲁，已抵达利马。其中一个是乌普萨拉大学的本奇特?丹尼尔森，他准备留在秘鲁研究印第安山民。
我剪下这段新闻。正当我坐在饭店里写信告诉赫尔曼关于造筏地点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身穿热带服装的人。摘掉白头盔以后，他的脸显得红彤彤的，像是被他的红胡子烤红的，连头发也被烧得稀稀拉拉的。这个人从野外来，但显然他的职业是教师。
“一定是本奇特?丹尼尔森。”我猜。
“本奇特?丹尼尔森。”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准是听说了木筏的事。”我边想边给他让座。
“我听说了有关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
“他是来泼冷水的，因为他是一位人种学家。”我断定。
“我来问一下我能否跟你们一道去，”瑞典人平和地说，“我对民族迁徙的理论很感兴趣。”
除了他是科学家和他刚从原始森林回来这两点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不过，如果一个瑞典人敢孤身和五个挪威人共乘木筏出海，他决不会是神经质的人。虽然不修边幅，却依然遮掩不住他随和的个性和豁达的气质。
本奇特成为第六名探险队员，因为这个位置一直虚位以待。他是唯一会讲西班牙语的人。
几天以后，当我坐飞机沿着海岸北上时，我再一次敬畏地俯瞰下面浩瀚无边的碧海。大海就像悬在天空下面一样摇摆不定。很快，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附着在下面海面上仅有斑点大小的木筏上。
宽广无垠的海水看上去就似要从西方整个海平线上往外充溢一般。我们即将成为这孤寂世界中的一员了，每个人彼此之间只有几步之遥的距离。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彼此还有活动的空间。赫尔曼正待在厄瓜多尔等木料。克那特?郝兰德和托斯坦?雷阿比刚乘飞机抵达纽约。埃里克?赫斯勒伯格在由奥斯陆至巴拿马的船上。而我自己正乘飞机前往华盛顿。本奇特住在利马的饭店等待出航，同时等候其他人。
在此之前这些人素昧平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登上木筏后，才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单只熟悉彼此的身世就需要数周。航海期间，我们最怕的不是酝酿风暴的低压雨云和狂风巨浪，而是六个人挤在一张木筏上，久而久之，会从心理上产生一场狂风暴雨。此时，一句巧妙的玩笑常常可以像救生袋那样可贵，从而化解业已存在的危机。
当我回来时，华盛顿正值寒冷多雪的二月。比恩已解决好无线电问题，并让全美业余无线电联合会对我们产生了兴趣，准备收听木筏发出的报告。克那特和塔托斯坦正忙于准备发射台，一部是专为我们服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是战时的特工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简直不计其数。
文件夹内公文越积越厚。军方和政府的文件，白的、黄的和蓝的，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样样俱全。在这个务实的年代，连一趟木筏旅行都得花费半棵木树浆的纸！法律和规定处处束缚着人，我们必须依次解开这些结。
“我打赌这些文件有二十磅。”有一天，克那特一边打字，一边沮丧地说。
“二十六磅，”托斯坦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秤过了。”
我母亲肯定深知当时搞筹备工作的困难，因为她信上说：“我就盼着你们六个人都能平安登上木筏！”
一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利马的急电。赫尔曼被大浪冲走，又抛回岸边，受到重创，他颈椎脱臼，正在利马就医。
我立刻派托斯坦?雷阿比和歌特?沃尔德乘飞机前去探望，沃尔德是战时著名的挪威伞兵爆破队驻伦敦秘书，现在正在华盛顿协助我们的工作。他们见到赫尔曼时，他已有好转的迹象，医生用带子把他的头吊了半个钟头才令他的第一椎复位。X光片显示他颈部最上端的骨头有裂缝，并且完全反转过来。赫尔曼健硕的体格挽救了他自己的性命。不久他就青一块紫一块，直着脖子，忍着风湿的疼痛回到了海军造船厂，原来他正在那里收集轻木准备开始建造木筏。医生连续护理了好几周，他能否和我们一起出发也大有问题。尽管他首次和太平洋拥抱就被蹂躏成这样，可丝毫没动摇他的决心。
后来埃里克从巴拿马乘飞机来了，我和克那特也从华盛顿赶来，如此我们就在利马的起点全部聚齐了。
海军造船厂和轻木筏
海军造船厂里摆放着从克维多密林运来的巨大轻木。这景象实在令人激动。在一列列令人望而却步的灰艇和驱逐舰之间，我们的造筏材料堆在那儿，有新砍的圆木、黄色的竹子、芦苇和绿色香蕉叶子。六个白种人和二十个有着印加血统的棕色秘鲁海员，挥动着板斧和长砍刀，拉紧绳子和绳结。身穿蓝色饰金制服的海军官走来，困惑地看着这些突然出现在他们引以为傲的海军造船厂的白人和原始的植物材料。
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在卡亚俄湾建造轻木筏。印加人的传说证实，他们的先辈当年就是在这一带，首次从康铁基那些后来消失的族人那里学会驾驭这种木筏的。和我们同文同种的人(2)禁止现代的印第安人建造这种木筏，因为平板式的木筏在航行中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伤亡。印加人的后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一